今年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國際學術講座邀請來自美國印地安那大學布魯明頓校區（IUB）的Sara Friedman教授，和我們分享他的最新研究：國家主權、正義，以及多元邊界下的跨國同志家長。Sara Friedman教授長期研究台灣及中國之間法律、地緣政治與國家權力之間的相互交織，如何形塑了跨越國界的親密關係，在最新研究中，Sara Friedman教授進一步探問公民身分認定和國家主權爭議，如何影響同志家庭關係及家長身分認同？

台灣-中國伴侶 Sandra 與玲透過自主滴精生下小孩，卻因地緣政治因素，直到2024年函釋前，都無法永久共同生活於台灣，更無法登記或共同取得孩子的親權；台-美伴侶Ella與阿蘭由美籍Ella產子，孩子在屬人主義的框架下先行取得美國籍，卻受國籍法限制無法獲得中華民國籍。從上述兩者案例，Sara帶我們探討「交織性的邊界化」（intersectional borderings）的概念。Sara首先探問「交織性的作用是什麼？」（What intersectionality does?），並說明在法律、主權與認同交織下，跨國同志家庭的成家之路如何遭遇重重障礙。

接著，Sara進一步探討「交織性的感受是什麼？」（How intersectionality feels?）。Sara指出，即便是保障同性伴侶婚姻與家庭權利的七四八施行法，也常因跨國同志伴侶的國籍身分而產生排除的狀況。這樣的例外性彰顯了正義的價值和實踐並非普世性，而是而是脈絡性的（Contextualized），成為法律保障的例外，也時常使得同性伴侶家長產生憤怒、不公、無奈、絕望等感受，影響了他們對於正義的想像和追求。

現場許多聽眾慕名而來，在演講後的問答環節，熱烈的交流來自不同經驗與工作的觀點，互動相當熱絡。台灣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的夥伴，更分享第一線服務同志家庭的經驗，認為這些跨國同婚的家庭如同制度的「試紙」，以肉身為不完善的法律制度除錯，許多同志家庭更被迫回歸血緣主義，是對「選擇成家」理念的屈辱與打擊。

制度排除不只是技術性的缺失，更反映出國家在主權、邊界與公民身分上的既有想像仍過於僵化。如何在制度設計上納入更多彈性，讓法律不再只服務於單一性別或政治框架，才有可能真正回應多元親密關係的現實，朝向更具包容性的正義邁進。

文字、照片紀錄：謝宜澄（本所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