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高醫大性別所與Sage出版社合作，在三餘書店進行一場聯合講座。由高醫大性別所的老師們來和與會者分享性別研究的實務經驗，探索各領域與性別研究相遇時可能遇到的挑戰與應對。

首先由余貞誼老師分享「當0與1遇見混沌：探索資料分析的性別視角」，進入資料分析主題之前，貞誼老師簡要介紹了研究方法背後的三大基礎：本體論（ontology）、認識論（epistemology）、與方法論（methodology）。她指出，資料科學多建構在實證主義上，假定社會現象是可被量化、客觀存在的，只要透過科學與嚴謹的數據處理，就能揭露普世的規則與真理。然而，女性主義的研究視角則認為社會現象是建構出來的、具情境性的，追求的是「具體脈絡中的知識」，而非抽象普遍的規則。當這兩套差異甚大的知識論相遇時，要如何讓它們對話、彼此支援呢？在研究設計上，貞誼老師說到，她會先以資料分析工具探勘數據結構與潛在模式，作為後續質性訪談或文本分析的引導依據，並在質性研究完成後，再回頭檢視資料是否能有進一步詮釋的可能。透過這樣的迴圈遞補，她得以兼顧量化資料的結構洞察與女性主義對知識脈絡與權力關係的關懷。最後貞誼老師強調，資料科學與女性主義並非無法共存，關鍵在於研究者是否有清晰的問題意識、能夠靈活轉換資料形式與分析工具，並始終牢記：方法是為了服務問題，而非讓問題被方法主導。

接著，李淑君老師以「國家威權/父權下的性別敘述：檔案、史料與文學的『殊途同歸』或『同床異夢』？」為題，探討白色恐怖時期女性政治受難者的歷史經驗如何透過檔案、史料與文學的交互辯證浮現。官方檔案（如判決書、自白書）多在監控、刑求或疲勞審訊下生成，其內容常受制於威權體制的敘事框架。相較之下，女性受難者的日記、書信與文學作品，看似因具私密性與個人視角，更能揭露文本的真實。然而，日記等文本若在監控空間中生產，則亦有文本政治性的考量。因此，探究文本需要看生產過程，此外，單一文本無法還原歷史全貌，需透過「互文性」分析，才能進一步解構威權敘事。淑君老師指出，檔案解讀需嚴謹考察文本的生產情境，唯有保持對權力機制的批判意識，並引入性別視角，才能突破官方敘事框架，還原被湮沒的女性主體經驗。

在中場休息享用茶敘後緊接下半場精彩的講座內容。林津如老師以「從衝突到合作：女性主義方法論如何與原住民族主權和諧共振？」，探討女性主義方法論如何與原住民族主權共構研究倫理。津如老師指出，過往女性主義者常以「性別平等」為單一標準去評斷原民文化（如卑南族男子會所爭議），卻忽略漢人社會的殖民歷史對原民性別體系的破壞，因此研究者進入研究場域時需覺察自身「漢人優勢地位」，避免以學術權威主導詮釋，並將研究設計與成果回歸部落共同決定。津如老師分享與那瑪夏部落十餘年的合作經驗，親身實踐「少說話、多傾聽」，並將研究者的外衣褪下，專注於學習部落語言與文化，直到族人認可才想起自己的研究者身份。津如老師說道，唯有承認原民文化的主體性，並時時反思自己的位置與根源，才能真正促成性別與族群正義的「和諧共振」。

最後，胡郁盈老師以「文化研究佐田野工作：探索多元性別的多重視角」為題，結合酷兒理論批判視角與人類學研究方法，分析臺灣女同志社群的「T婆／不分」認同政治的研究經驗分享。郁盈老師指出，文化研究提供「權力解構」的理論工具，而田野工作則強調「情境知識」的生產。她以撰寫博士論文時期的田野經驗，說明如何透過長期參與觀察（如女同志社群聚會、網路互動），解構「T婆」作為社群守門知識的運作邏輯。郁盈老師提醒我們，研究者須警惕「進步敘事」的霸權性，例如將「不分」視為超越「T婆」的解放標籤，反而可能會複製西方中心視角，忽略在地文化脈絡。她主張回歸「互為主體」的研究倫理：在理論批判與田野實作間保持張力，方能呈現多元性別經驗的複雜性。

相信這場講座為每一位與會者注入豐沛的研究能量，就算不是研究者也應該讓大家對於「研究者的位置與身份」有了更立體、更深刻的想像。四位老師從不同領域出發，展現性別研究如何跨越理論與田野、知識與實踐，也提醒著我們：性別研究其實是貼近生活的，是一股持續推動反思與改變的力量。期待大家帶著這份啟發，繼續在各自的研究與生活中，開展屬於自己的性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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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報導與照片：姚思羽（本所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