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學術講座邀請到具備社會學、性別研究與歷史學背景的陳曉齡博士後研究員，以STS（科技與社會）視角，講述「台灣戰後子宮頸癌防治網絡的發展與挑戰（1940至1980年代）」，內容結合了醫療發展、冷戰局勢與性別網絡，為STS領域的跨學科研究立下絕佳典範。

講者指出，台灣戰後醫療呈現「美國化」與「在地化」的雙軌發展。在子宮頸癌治療上，受美援與戰後「原子能和平用途」氛圍影響，官方與學界青睞美式的放射線治療；但部分醫師仍延續日治時期的手術切除傳統，因其能快速處理晚期癌症，在台灣形成獨特的雙軌風貌。

到了1970年代，台灣的癌症防治迎來轉捩點。內部動因是1969年經濟部長陶聲洋因癌驟逝，引發大眾與政商界對癌症預防的關注。外部動因則是冷戰外交的推波助瀾：當時美國政府開始與中共接觸，美方民間組織「美國醫藥助華會」為展現對「自由中國」的堅定支持，將協助台灣推動防癌視為重要的政治宣示，進而引進美國模式並促成了台灣防癌協會的建立。

演講的另一核心是疾病論述背後的性別政治。1960年代前，子宮頸癌常被媒體視為多產婦女的「貧窮病」，70年代後卻逐漸與「性行為複雜」連結，甚至引發道德質疑。當子宮頸抹片推廣成效不彰時，醫界往往將責任歸咎於女性「個性保守」或「怕痛」，並將保持健康視為女性保家衛國的責任。

李淑君教授也引用桑塔格的《疾病的隱喻》補充，說明疾病本身不具色彩，但部分疾病卻會被高度階級化與性別化。此外，美方忽視在地脈絡，試圖直接移植美式「免費行動診所」，也因台灣女性對免費醫療品質的不信任，遭遇了文化水土不服。

問答環節中，與會者進一步探討了醫療體系對男女身體的雙重標準：在社會脈絡下，男性的身體常被視為不可切割的完整主體；而女性身體（如子宮、乳房）卻常被貶為生育後即可切割拋棄的「工具」。整場講座不僅勾勒出醫療史的全貌，同時也討論了隱藏在公衛政策與科技轉移下的國際角力與性別權力結構。

文字、照片紀錄：張振謙（本所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