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名有憂鬱症的朋友自殺身亡，事發前一晚，我們還有說有笑的討論一起出遊。和我分手不到廿四小時的朋友就這麼消失在人間了，我震驚到不知該如何是好。

以往對於憂鬱症「患者」，教育和醫界的處理方式，不外乎告訴他們要愛惜生命、周遭有很多人在關心他們等等看似合理的諮商輔導，甚至對於較為嚴重者會開抗憂 鬱藥方給他們服用。但是直到朋友自殺後，我發現這些方式並無法解決憂鬱症患者 面臨的困難。

過去罕聞憂鬱症，但隨著社會的變遷所帶來的不安和壓力，讓目前得憂鬱症的人數直線上升。但是我們對於憂鬱症患者的處理，卻不是從檢討社會結構面開始，而是把他當作個案來「治療」，這種治標卻不治本的做法，到底真正協助了多少人走出憂鬱陰霾，我相當懷疑。

另外，憂鬱症被病理化之後，社會看待憂鬱症患者的歧視眼光，令憂鬱症患者更難走出痛苦，甚至還聽到「我忙都忙死了，那些人是日子過得太舒服了，才會得什麼憂鬱症」，這樣對於憂鬱症患者的汙名和漠不關心，不曉得折損了多少生命。

更令我想不透的是，常常在憂鬱症患者想不開而走上自殺這條絕路的時候，聽到旁人對他的評斷：「他對自己要求太高了」、「他怎麼忍心丟下雙親」等等怪罪於「他」的言語，好像得了憂鬱症是他自己的事情，自己得去面對解決，其他人對於他的死都不用負任何責任。

當一個人憂鬱到無法掌握自己的生命時，你如何期待他選擇好好活下來？我們的生命教育其實是很失敗的，並沒有考慮到個人和社會之間有相當大的關聯。我們若不從改變社會開始，光是花時間去「治療」憂鬱症患者，但當憂鬱症患者走出診療室之後，他面對的依舊是社會這個大環境，壓力依舊存在。所以反思社會結構裡發生的問題，才能幫助憂鬱症患者迎向陽光。